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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忘恩负义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有没有全

来源:http://www.ikarus280.com 作者: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 时间:2019-08-22 11:33

原标题:​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

坚持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论点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苏联剧变归罪于赫鲁晓夫,因为在他们看来,否定斯大林模式,批判其弊端,就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

来源历史说

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在论证尚且不足的情况下,像苏联高层发动了“逼宫”,这也是令斯大林模式终结的的所谓“秘密报告”。然而这份秘密报告却没那么多秘密,简单概括就是推翻了斯大林建立的所有一切,并且以搞个人崇拜为由,将斯大林打为苏联历史上的罪人,斯大林雕像也在这时候被砸毁。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于赫鲁晓夫推翻个人崇拜的做法表达了肯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斯大林模式不适合战后苏联,也就是所谓战时集中制度。不过对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改革方向脱离了苏联实际。尤其是赫鲁晓夫也搞了个人崇拜,并且赫鲁晓夫将苏联推向了过度的军事优先,将国力花费在冷战上。

来源|人民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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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所揭出的事实有根据吗?

斯大林模式有着其巨大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种在内忧外患下制定的制度,有其巨大的优势。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也是毋庸置疑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卫国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那个时期的苏联,其实赫鲁晓夫的做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的一系列政策,反而导致苏联越走越偏。

作者简介: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档案资料和苏联历史的研究成果,“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揭露的斯大林滥杀无辜的事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学者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赫鲁晓夫并非中苏大论战时期中国人所指责的“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他曾真诚地认为斯大林是英明正确的,对斯大林的颂扬有求生存的一面,也有真诚的一面。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开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看法开始改变,1953年以后对斯大林时期案件的复查,让赫鲁晓夫认识了真实的斯大林,良心和道德让他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当年赫鲁晓夫种玉米的事件令不少人惊愕,不思考如何在政策上解决苏联粮食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反而是提出种植玉米,开垦荒地,让不少莫斯科青年跑到西伯利亚开垦耕地。仅仅是看这一点,就知道赫鲁晓夫做的还不如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其实已经是积重难返,问题出在谁的身上?苏联人民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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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

正如赫鲁晓夫墓碑所寓示的,赫鲁晓夫是个“复杂的矛盾人物”。赫鲁晓夫做了许多推动苏联社会进步之事,数百万人从集中营回来了,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活动家被恢复了名誉,许多被流放的少数民族也返回了家园,许多严苛律法被废除,集体农庄庄员终于有了身份证,人们必须购买的公债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国内旅行,甚至可以到国外去。他比斯大林更关心民众的生活,如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开始了真正的“住房革命”。这一时期苏联的科学技术也有了长足发展,新建了数千家大企业,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电站,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宁号”,建成了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宇宙飞船第一次到达月球,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号”被送入轨道,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第一人,开启了人类跨入宇宙的新时代。思想文化领域也活跃起来,出现了许多受群众欢迎的作品。但是,赫鲁晓夫易冲动,脾气暴躁,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其许多缺少理性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并产生了严重后果。总之,赫鲁晓夫仍是个矛盾的、有很大争议的人物,但他并非“修正主义者”。

赫鲁晓夫以《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真实用意,在于树立自己个人的威望,达到快速集权,并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为达此目的,赫鲁晓夫不惜将毁灭整个苏联政权的合法性作为筹码,用以要挟苏联党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

赫鲁晓夫等人为斯大林守灵(网络图)

在我国,一提到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往往就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一步引申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赫鲁晓夫是中苏关系史中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其研究有了比较深的拓展,出版了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整理的三卷本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同时,俄罗斯也解密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学界关于赫鲁晓夫的研究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赫鲁晓夫成为苏共首脑)

在我国,一提到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往往就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一步引申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搞“非斯大林化”

发起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吗?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排名第一的书记,但此职务的权力仅集中在宣传和意识形态上,是一个虚职,赫鲁晓夫对此并不满意,然而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斯大林去世前为平衡各方势力而提拔起来的。赫鲁晓夫长期外放,充任地方官,在莫斯科经营时间不长,因此实权都被掌握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尤其是贝利亚,他掌握着秘密警察部门,在斯大林时期长期充任二号人物。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朱可夫等人都非常忌惮贝利亚掌握的秘密材料,他们很快就结成了同盟,发动了突然袭击,将贝利亚解职并处决。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搞“非斯大林化”

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亚?尼?雅科夫列夫也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最大的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以往人们多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即兴之作。近年,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同意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虽然有赫鲁晓夫个人争权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审判贝利亚和大批政治犯从劳改营回来,需要苏共对此做出解释,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满足那么多受害者要求平反的愿望,如果一个个案件审查下去,不知道要用多少年;苏联社会需要改革,不打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改革难以进行,反对个人崇拜实际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马林科夫主管经济,赫鲁晓夫则发挥了他在斯大林时期的特长,主抓党务。赫鲁晓夫谙熟权谋斗争,斯大林去世仅1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在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解除了马林科夫的总理职务。

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亚?尼?雅科夫列夫也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当然,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赫鲁晓夫面临很多难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他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而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所揭出的事实有根据吗?

此后,赫鲁晓夫的竞争者只有莫洛托夫了。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之前的1955年底,苏联政治环境开始松动,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在苏共党代会之后,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达到了几十万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这些人不是普通的罪犯,多数是社会精英,在平反后很多人走上的领导岗位。毋庸置疑,赫鲁晓夫在这些平反的人群中赢得了声望,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基础。

当然,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赫鲁晓夫面临很多难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他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而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应该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非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1953年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除了揭露和处理贝利亚外,还包括批判个人崇拜和讨论经济问题。但到1953年底,并没有以苏共或其他组织名义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批评仅在党内上层内部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公开点名批评也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1954年赫鲁晓夫在滨海边疆区对包括渔船船长在内的当地积极分子的一次讲话中,“他对斯大林时代讲了一段很尖锐的话……当时他说:党当前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1955年,赫鲁晓夫在一次农业问题的会议上也公开地批评了斯大林。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因为:第一,1954年到1955年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过程中,调查出来的大量材料证明,在苏联搞大清洗和恐怖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因此,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贝利亚已难以自圆其说了。第二,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是公开进行的,全国各地很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前政治犯参加了,这对推动反对个人崇拜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由于平反工作进展缓慢,集中营里还有大量的政治犯,当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医生谋杀案”和“列宁格勒案件”被平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时,大量政治犯强烈要求尽快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暴动。第四,对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苏南关系,苏共把责任推给贝利亚,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主要责任在斯大林。苏共领导亦感到不批判斯大林,就难以与其他兄弟党关系正常化。

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档案资料和苏联历史的研究成果,“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揭露的斯大林滥杀无辜的事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学者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赫鲁晓夫并非中苏大论战时期中国人所指责的“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他曾真诚地认为斯大林是英明正确的,对斯大林的颂扬有求生存的一面,也有真诚的一面。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开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看法开始改变,1953年以后对斯大林时期案件的复查,让赫鲁晓夫认识了真实的斯大林,良心和道德让他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否定斯大林给了赫鲁晓夫正义性)

应该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非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1953年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除了揭露和处理贝利亚外,还包括批判个人崇拜和讨论经济问题。但到1953年底,并没有以苏共或其他组织名义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批评仅在党内上层内部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公开点名批评也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1954年赫鲁晓夫在滨海边疆区对包括渔船船长在内的当地积极分子的一次讲话中,“他对斯大林时代讲了一段很尖锐的话……当时他说:党当前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1955年,赫鲁晓夫在一次农业问题的会议上也公开地批评了斯大林。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因为:第一,1954年到1955年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过程中,调查出来的大量材料证明,在苏联搞大清洗和恐怖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因此,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贝利亚已难以自圆其说了。第二,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是公开进行的,全国各地很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前政治犯参加了,这对推动反对个人崇拜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由于平反工作进展缓慢,集中营里还有大量的政治犯,当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医生谋杀案”和“列宁格勒案件”被平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时,大量政治犯强烈要求尽快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暴动。第四,对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苏南关系,苏共把责任推给贝利亚,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主要责任在斯大林。苏共领导亦感到不批判斯大林,就难以与其他兄弟党关系正常化。

在上述情况下,赫鲁晓夫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的开头指出:“斯大林逝世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个性和不良品质。俄罗斯学者认为,赫鲁晓夫“没有触及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质,而斯大林的许多无情措施(如集体化或与党内反对派的残酷斗争)受到了赞扬并被证明是正确的。赫鲁晓夫试图把问题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把大规模镇压看成是历史的偶然。”赫鲁晓夫没有看到产生这一现象的体制性因素,造成了个人崇拜现象仍不断重演。从本意而言,赫鲁晓夫认为铲除了斯大林的错误,社会主义会焕发生机,苏联人的生活会更好。始料不及的是出现了波匈事件,动摇了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对此,赫鲁晓夫是不能接受的。他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对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怀疑,他要捍卫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赫鲁晓夫曾与莫洛托夫商量过,要调查并通报斯大林的罪行,这引起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赫鲁晓夫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然而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斯大林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赫鲁晓夫即使取得了苏联的领导权,却继承不了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的威望。这种威望的建立,是通过战争胜利、经济建设、理论建设、政治斗争等领域30多年积累的成果。赫鲁晓夫当时已经60岁了,他等不及了,他需要改弦更张。

在上述情况下,赫鲁晓夫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的开头指出:“斯大林逝世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赫鲁晓夫执政11年,推行的基本上是斯大林那一套

怎样认识和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

在缺少足够论证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5日党代会结束后,代表们突然收到通知,参加了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

赫鲁晓夫执政11年,推行的基本上是斯大林那一套

不论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他执政期间推行的政策与路线看,都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更不能证明他全面否定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时,苏联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农村日益贫困,粮食出现危机,住房短缺,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数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和监狱中,苏联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与西方大国关系紧张,社会要求新的变革。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苏联需要改革,承认赫鲁晓夫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地位。

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了他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了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

不论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他执政期间推行的政策与路线看,都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更不能证明他全面否定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动……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对于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学术界的评价有很大不同。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更多地关注农业的发展等,尽管没有冲破斯大林体制,但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苏联后来的改革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力达到顶峰准备了条件。还有的学者指出,“铲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大历史功绩。它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苏联社会民主化进程。”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评价过高,他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体制,仍是在原体制内打转,他没有改变苏联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只是为企业换了个“婆婆”,原来由中央集中管理,现在有些企业划归地方管理;他也没有意识到苏联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行民主化,仍是个人集权、集中决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虽然停止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滥杀无辜,却没有为布哈林等人平反,平反工作很不彻底,这为后来勃列日涅夫的重新斯大林化提供了条件,也限制了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探索;赫鲁晓夫虽然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提出不同制度国家关系应该遵循和平共处原则,提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坚持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与美国进行争夺。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根本解决苏联的问题,却浪费了大量时间,使苏联再次失去了改革的良机。还有极少数学者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搞修正主义,苏联的剧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

当时的苏共中央有40%的人都是斯大林时期提拔上来的,赫鲁晓夫借打“个人崇拜”而全面否定斯大林,不可否认是赫鲁晓夫在评估自身政治能量已经可以控制住局面,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而提出自己的施政主张。斯大林威望有多高,那么否定的代价就有多大,赫鲁晓夫的收益就有多好。然而赫鲁晓夫高估了自己的政治能量,也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动……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推行的主要政策与路线,基本上亦是斯大林的那一套。

(赫鲁晓夫改革的特点:仓促)

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推行的主要政策与路线,基本上亦是斯大林的那一套。

赫鲁晓夫上台后继续推行斯大林长期坚持的优先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政策,对马林科夫增加对轻工业与食品工业投资的主张加以批判,迫使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辞职。

斯大林此人非比一般苏联领导人,他是苏联工业化、卫国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决策者,苏联在列宁手中诞生,却在斯大林手中成长为世界霸权,实际上,是斯大林给了苏联统治合法性。列宁在位时间不长,且都是战乱时期,列宁最大的贡献在于理论建设。斯大林在位30年,他奠定了苏联政治生活的各种准则以及苏联人对社会价值准则的反射式认同。这种认同是斯大林用了数不清的鲜血换来的,期间苏联社会矛盾曾长期尖锐。如果不是卫国战争的爆发,希特勒帮助斯大林塑造了统帅的光芒,掩盖了这些社会矛盾——战争期间,很多苏联精英分子在劳改营里期待着斯大林能够点将到他,已经尽释前嫌——斯大林主义的路径也终究因为国内外敌人众多而难以坚持下去。

赫鲁晓夫上台后继续推行斯大林长期坚持的优先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政策,对马林科夫增加对轻工业与食品工业投资的主张加以批判,迫使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辞职。

赫鲁晓夫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苏联确定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时间表,赫鲁晓夫还提出,在两个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一般就有三种:

赫鲁晓夫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苏联确定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时间表,赫鲁晓夫还提出,在两个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赫鲁晓夫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为此,上台后一直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在他执政期间,急于消灭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倡导下,大搞合并集体农庄。他在苏共二十一大还提出,到1980年,苏联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1、神意、宇宙秩序、绝对观念。如“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等。

赫鲁晓夫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为此,上台后一直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在他执政期间,急于消灭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倡导下,大搞合并集体农庄。他在苏共二十一大还提出,到1980年,苏联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虽在头几年取得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2、人的契约,如公民选举、公民对宪法原则的同意等。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虽在头几年取得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3、对价值准则的反射式认同。

赫鲁晓夫批判的是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时期,通过高压手段,并且恰到好处地遇到了卫国战争作为检验斯大林主义的成果,完成了苏联社会对价值准则的反射式认同,并且将这种认同通过革命输出的方式,在全世界掀起了革命浪潮。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却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熟知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尔巴托夫指出:“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苏联)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美国)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苏联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实际上是在烽火连天的二战中建立起来的价值准则,因此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等同于苏联的合法性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行为,是以他为首的苏共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对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看得过于轻松,认为是理所当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赫鲁晓夫作为当权者,为既非民选,又非神授,其合法性只能系于对前任的继承——无论是“接班人”,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都只能在前任的基础上存在,否定前任就意味否定自己。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当时不少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是一种曾经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的崇拜阶梯。”[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三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明确指出,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必须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陶里亚蒂言论》第2卷)由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未解决,后来,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来了。这说明在党内没有民主又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下,斯大林的不良品质很容易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正像有人说的“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

赫鲁晓夫错误地认为苏联政权的合法性可以推倒重来,从列宁主义重新出发,建立起一套赫鲁晓夫式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现实让赫鲁晓夫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

邓小平作出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决策时,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秘密报告做出后,立刻就在苏联国内和国外引起了重大反响,美国中央调查局以其政治敏感性,连夜研究赫鲁晓夫的报告,并将之登在新闻的头版。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甚至爆发了打砸抢等暴力活动。

中苏论战:双方都没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虽然一意孤行,然而在国内并非没有支持者,那些在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被赫鲁晓夫平反的这些人,成为了赫鲁晓夫的同盟,这是赫鲁晓夫敢于“揭盖子”、“捅娄子”的最大本钱。即使一切都乱了套,有这些人的支持,苏联的基本面是可以维持的。

中国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在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这正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时期。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后来发展到中国的“极左”。总体上说,赫鲁晓夫不是右,而是“左”,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极左”对赫鲁晓夫的“左”。后来,又给赫鲁晓夫扣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的帽子。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际共运大论战:“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以动摇苏联国本的方式,使自己获得了改革者正义的形象。为了继续打造这样的形象,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有利于民生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提升了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不过,由于这场报告对苏联国本的动摇,使得苏联政权不得不用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即此政权是眼前现实,别无选择,人们因此只有服从。有效性并不等于合法性。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从哪方面说,有关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点都是站不住的。那末,为何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论点呢?坚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苏联剧变归罪于赫鲁晓夫,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否定斯大林模式,批判其弊端,就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刘书林等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把因果关系全颠倒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为了突破斯大林模式,不走苏联的老路,才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苏联特色,如果还搞斯大林那一套,中国必然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有些人至今不懂得苏东剧变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还有人断言,《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同时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地位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地认为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如此颂扬斯大林及其创建的苏联模式,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将误导国人,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我国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

(赫鲁晓夫提高苏联人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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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有效性但缺少合法性的政权可以存在,甚至还能维持相当时间,这取决于有效性的程度。对仅仅基于有效性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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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会无止境地要求其有效地承担一切责任和解决一切问题;

2、一旦有效性下降,社会不服从马上就会成正比地上升。

合法性却是相反,它往往不是在有效性强的时候体现,而是在有效性不够的时候体现。有效性获得的是服从,合法性获得的却是忠诚。

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期,他们也只好通过否定前任来获得政治有效性的服从,而其施政,也只能在无休止地应对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中撑着度日,直到苏联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大量增加。此时,苏联政权已经没有合法性来获得公民的忠诚来共渡难关,只好选择了自我解体终结了这种难堪。

所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忽视政权合法性的突然袭击的做法,使得苏联政权的根基被动摇了——苏联解体,始自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主要是指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报告中,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粗暴、蛮横、滥用职权和破坏法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之所以否定斯大林,主要原因是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关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苏联现状来分析。

当时的苏联内忧外患,迫切需要改革,而赫鲁晓夫也希望借否定斯大林来赢得民心,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斯大林执政期间,大搞专制集权,搞个人崇拜,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说他是暴君也无可厚非。

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发起了一场大清洗运动。

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很多人遭到逮捕,关押进集中营,因饥饿、疾病等死亡在恶劣的环境中。

苏联境内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政界、军界、经济、艺术、科学等等社会各界的精英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

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曾经说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

无论是民生、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得到改变。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面前。

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包括健全国家司法制度和平反冤假错案,这就必须要处理斯大林执政时出现的问题。

斯大林在位时,赫鲁晓夫是其坚定的追随者。

即使在斯大林发起大规模政治清洗运动的时候,赫鲁晓夫也是斯大林路线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并且积极协助斯大林逮捕及消灭他自己的同事与朋友。

而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面对着苏联复杂的局势,立马调转了方向。

赫鲁晓夫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召开的时候,赫鲁晓夫做了举世震惊的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报告中强烈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运动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抨击了他所实行的政策为苏联带来的灾难,还指出了他军事上的无能。并用大量的调查材料来证明苏联大清洗和恐怖人物的核心就是斯大林。

反对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释放集中营的囚犯等一些列的举措,使赫鲁晓夫的呼声空前高涨,也赢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否定斯大林,提高并巩固自己在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就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主要原因。

不仅言论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甚至还下令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看上去批判挺彻底,实则不然,如果我们仅从这些现象上就推断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不准确。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也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动……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否定的是斯大林本人而非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却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

可能在他看来,只要揭露斯大林,就能回归到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他没有意识到,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

尤其搞笑的是,赫鲁晓夫的执政过程中依然是“一言堂”。

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而且他实行的改革,也都是和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政策、路线是一致的。

从赫鲁晓夫执政的11年来看,他推行的基本上还是斯大林主义,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所有制问题上,仍然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

他继续推行斯大林长期坚持的优先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政策,不注重轻工业与食品工业的建设。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斯大林时期推行的所有制。急于消灭工业合作社,大搞合并集体农庄。

他在苏共二十一大还提出,到1980年,苏联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也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历史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相似,等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采取了相似的方式,全盘否定他。

这或许是赫鲁晓夫当初在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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