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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临终嘱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来源:http://www.ikarus280.com 作者: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 时间:2019-07-01 19:26

瑞典文革的微波虽然很快就退潮了,可是其后果还是够厉害的。一九六八年瑞典教育部取消了高考。

原文标题:1967年何人提到“揪军内一小撮”让毛泽东极为不满


时间:2013-06-20 23:46:18 来源:不详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明报月刊》的创立恰好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两年之后,文革的波涛开始涌到瑞典来。可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没有北大的学生们那么胆子大,既没有打老师又没有抄家,唯一的革命行动是占领学生会,让它作为他们高高兴兴地闹革命的基地。大学中文系的红卫兵和四人帮的走狗起初还没有感到消除四旧的必要,还好好地上我给他们安排的关于先秦文学、汉朝乐府、唐宋诗词和汉语历史的课。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中文系研究班的四个学生来找我谈话说:“这几年是你决定我们该读什么文本。从今天起我们要自己选我们要读什么书。”“你们选吧!”我说。“我们要读的不是《左传》和《庄子》那些老一套,我们要读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本,像《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着作。”那四个学生好像预料我会反对,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从那个时候起,四个研究生和我每星期开两堂小型座谈会,用汉语讨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生们轮流带头解释那两篇社论所表达的才智。带头的学生开始讲之前会看我一眼说:“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人不同意我的政治立场。”“没关系,”我说,“你讲吧!”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学生们:“你们觉得这个学期的座谈会的收获大不大?”他们犹豫了一下就说:“也许不太大。”“那下个学期想读什么文本呢?”我问。“你有什么建议?”学生们问。“《离骚》跟《天问》怎样?”我说。“行!”学生们说。下个学期那四个学生和我从各个方面研究《天问》。学生们高兴,我也高兴。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文革安安静静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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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篡改“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临终嘱咐”之真伪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之真伪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之真伪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之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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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尹家民,原题:让毛泽东极为不满的“揪军内一小撮”是怎么回事?

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WWW.lSqn.cn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尽管此事早有“结论”,但人们心中的疑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伪造出来的吗?“四人帮”说过“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吗?“照过去方针办”是如何变成“按既定方针办”的?审判“四人帮”时为什么不提这条“重罪”?本文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由来这个关键问题,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伪存真,试图揭示历史真相。

  倒了“王、关、林”,丢了写社论的三支笔。戚本禹虽说也是一支笔,不过,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对这位“戚大帅”的不满情绪。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倒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按既定方针办”由“两报一刊”社论首次公开发表

  一般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社论,无须“理论家”亲自出马。眼看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要到来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整整5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嘱咐要写一篇社论。这一回,“理论家”责无旁贷,与姚文元合作,共同写作这一篇“大文章”。

“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简单地说,前文“造假”,后文“造假”并“举事”。“举事”之说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只分析“造假说”或“伪造说”。

  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这个“大题目”,陈伯达和姚文元要“发挥”什么呢?

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注: 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1953年3月5日),全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俄语: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澳门太阳娱乐2138,、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王力被中央负责同志簇拥着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员”详细回忆了社论的写作经过:

  “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9月9日上午8点半,“召集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鲁瑛(《人民日报》总编辑)来电话,要我们去三个人参加写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论,还说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发表。“召集人”说:“鲁瑛不可能直接向《红旗》发号施令,准是姚的意思。现在家里只有五个人知道电报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顾家里事,只有我同你能去。”于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后,即带着我去人民日报社。在那里,出面联系的是潘某和崔某,鲁瑛始终没有出场。潘某说:鲁瑛根据姚的指示要写一篇社论,但具体内容写什么,要我们两家共同讨论研究。潘某、崔某问“召集人”对社论有什么设想。“召集人”说刚知道主席逝世不到两小时,才接到写社论的通知,还来不及考虑。当时,几个人议论了一个多小时,初步确定写这样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颂扬主席的丰功伟绩,由《人民日报》起草;第二部分写路线和今后的任务,由《红旗》起草。两个部分,由两家分别草拟,然后再合起来讨论、修改。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陈伯达透露过毛泽东的重要意图:1967年2月,毛泽东曾交给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关于“七二〇”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〇”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这个分工商定后,“召集人”和我便回来了。“召集人”叫我先拟个草稿,内容主要讲路线是个关键问题,然后讲讲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并规定当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样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报参加讨论。我们带去的稿子没有“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话。

  毛泽东以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议论中,潘某等曾谈到是否要用主席未发表过的语录,说最近从新华社《内部参考》上见到的就是“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两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开引用,后一句能否用还得中央批准。我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还议论了社论分两个部分:一是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包括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一是如何继承主席的遗志。我们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并决定写出后晚上碰头。

  王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0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此文送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知道王力文章的“来头”,一字不改,便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醒目地发表在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回机关后,胡某起草,我和林某等同志一起参加修改,潘某并送来一份《告人民书》作起草的依据。晚上8时又去人民日报时,人民日报评论部多数同志都参加了,十人左右。读了一篇两家分别起草的初稿,都没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读后,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社论决定明天先不发,看看动态和反映,再有针对性地写。我估计这是姚文元的意图。人民日报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情况简编》正在收集各种反映,并说印出时就送我们参考。议论中,人民日报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说要按主席路线办。但因稿子推迟,也未讨论下去。大家议定12日或13日再碰头。1/4 1234下一页尾页

  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两个月后,王力被打倒了。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陈伯达重读王力写的社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总结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出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好之后,生怕再遭《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命运,先在“中央文革”内讨论,作了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谢天谢地,毛泽东很快就审阅了社论,并在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社论的那个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中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这一句“最高指示”,使这几个月经受一系列风波折磨的陈伯达松了一口气。于是,这篇社论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华社播发,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社论的核心,就是陈伯达、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条”: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〇”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地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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